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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45章 开元年到天宝年大唐中枢的多重矛盾与


第45章  开元年到天宝年大唐中枢的多重矛盾与斗争

        时不时的还是要上一些资料,不然很多剧情就搞不懂内在联系在哪里了。

        比如说:张九龄为什么要针对牛仙客,难道仅仅是因为看不上?

        好吧,牛仙客小吏出身,张九龄看不上也正常。

        那为什么张九龄也看不上张守珪,要阻止他拜相呢?

        按说张九龄罢相之前,张守珪的资历,人望,军功都已经足够了,为什么张九龄要阻止呢?

        这个原因也可以解释他为什么看不上牛仙客。

        所以说看历史,不能只盯着史书上记载的只言片语。不能被古人,被史官带了节奏,要从史实脉络中找答案。

        废话不多说,上干货。

        先看看开元到天宝时期的大唐宰相,以“组”为单位,因为他们通常都是一起被换掉的,任期一般都是3-4年(个别除外)。

        第一组:张说(这个后面又拜相了另说)、刘幽求、魏知古、陆象先、郭元振。

        这些人是开元元年过渡期,执政时间均不超过1年,因为当时政局未定,所以不计入分析。

        第二组:姚崇、卢怀慎

        姚崇:挽郎出身,元老。

        卢怀慎:进士及第,几乎打酱油。

        其中没有理财类官员,但有武周时期培养的元老(姚崇)

        第三组:源乾曜,宋璟,苏頲

        源乾曜:进士及第。

        宋璟:进士及第

        张说:武周时期老臣

        没有理财类官员,但源乾曜是打酱油宰相,基本不顶事。

        PS:“郎官应得才望,哥奴岂郎中材邪?”这话就是源乾曜说的,不过现在可以推断,老源不是不想推荐李林甫,而是他在中枢的权力结构中属于从属地位,说句俏皮话只是为了掩盖自身的无力。

        第四组:张嘉贞、苏頲、源乾曜,张说

        张嘉贞:明经进士,武周老臣

        苏頲:进士及第,武周末年入官场。

        张说:武周时期培养的老臣。

        同样没有理财类官员。

        第五组:李元紘、杜暹

        李元紘:恩荫起家,应国公李粲曾孙。

        杜暹:考中明经,有几十年地方任职经历。

        第六组:萧嵩、宇文融(短)、裴光庭

        萧嵩:门荫入仕,先祖梁明帝萧岿。

        宇文融:门荫入仕,侍中宇文节之孙,专业理财派官员。

        注意,他是开元以来,第一个专业的理财派宰相,并且大力提拔过李林甫。

        裴光庭:河东裴氏中眷房,门荫入仕。

        第七组:韩休(短)、裴耀卿、张九龄、李林甫

        韩休:制举入仕(朝廷开特科选拔),专业谏臣。

        裴耀卿:考中童子举(等同于门荫入仕),综合能力较强,偏理财。

        张九龄:进士及第,词臣代表,偏谏臣。

        李林甫:门荫入仕,综合能力较强,吏治派官员偏理财。

        第八组:李林甫、牛仙客

        牛仙客:草根吏员出身,基层经验丰富,吏治派。

        第九组:李林甫、李适之

        李适之:门荫入仕,边将入相。

        第十组:李林甫、陈希烈

        陈希烈:门荫入仕,打酱油

        第十组:陈希烈、杨国忠

        杨国忠:小吏上位(裙带关系),李隆基认为他善于理财。

        以上就是初步整理,其实还可以细分。

        以下就是我个人的分析了:

        在开元十四年宇文融入相以前,大唐的财政问题还没有爆发。所以入相的人里面有进士及第的词臣,也有地方上逐渐升起来的实干派,还有武周时期培养的老臣。

        权力结构其实是一主一次,多半都有打酱油的宰相,李隆基干政的时候比较多,相权较为松散。

        自开元十四年后,唐廷的财政问题就变成了宰相们不得不考虑的问题。裴耀卿,李林甫,牛仙客甚至是杨国忠,他们的理财能力,都是拜相的主要因素之一。

        因此,类似张九龄这样的词臣,和以李林甫一类的理财派官员,他们存在的意义,以及他们要做的事情,都是截然不同,甚至根本就是彼此矛盾冲突的。

        这就是大唐中枢的第一重矛盾:传统儒家词臣派官僚,与因形势应运而生的理财派官僚之间的矛盾,而且这个矛盾还经常不可调和。

        儒家学派的官僚(以张九龄为例)的思想,是秉持:民贵君轻,小政府减少财政支出,减少官吏规模,减少中央对于地方事务的干涉,减少法制的成本,以德治为主。

        没错,法制是需要成本的,而且这个成本还不低。在古代权贵基本不守法的情况下,德治的作用未必比法制要小。这是封建时代的客观局限性。

        而理财派官员的思想没什么好说的,就一句话:想办法增加中央财政!

        增加财政,必然要取之于民,要增加税收,要开设新机构,大政府不可避免。

        此时李隆基遇到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:如果要维持大唐的现状,那就必须重用李林甫这样的理财派官员。如果要改革大唐的种种弊端,就必须重用张九龄这样的儒家学派官员。

        然而令人惋惜的是,从现在倒推回去分析,张九龄哪怕多执政20年,提前砍了安禄山,也无法改变大唐基层社会的实质性解体:

        府兵与均田制的基础已经不存在,治标不治本的吏治改革无法延续,土地兼并的尖锐矛盾没有独辟蹊径的解决办法(如北宋那样以毒攻毒的办法无法实施),以及首都越来越大造成的经济、生态失衡。

        张九龄若是继续在位二十年,十有八九会身败名裂。这个道理就像李林甫若是当四年宰相就病死,也会名垂青史一样。

        李隆基也看得到这一点,大唐改革是无望的,苟着就好了。闭上眼睛就是天黑,不出长安就是天下太平。

        张九龄等人的失宠,是不可避免的。他们能做的事情,已经没有希望;李隆基迫切需要的事情,他们又干不了。

        好了,这就把话回转到开头说的那件事:张九龄为什么要阻止牛仙客上位,仅仅是因为对方能力不足么?

        我认为并不是这样,至少不完全是。

        以后世的观点看,严挺之的能力,绝不会超过牛仙客,功劳就更不如了。严挺之有什么成就,我找史料都找了半天。

        那么张九龄为什么要推荐严挺之当宰相呢?

        第一,二人都是科举进士出身;第二,二人都是词臣,文章写得好。换句话说,他们是一个战壕的战友,天然就会成为朋友。

        张九龄说牛仙客“目不知书”,不是说对方看不懂书,而是说牛仙客不会写词臣文章,文学素养很低。对比一下,严挺之的文学修养那就高了几个数量级吧?

        所以说,形成北宋宋仁宗时期文官治国的格局,是张九龄的理想,不能说他的想法有问题,因为几百年后,这种格局真的在北宋实现了。

        将权贵政治,向下解体,压低贵族权利的上限,降低参与政治的门槛下限,这个历史趋势,张九龄是把握住了的。

        但也不能说他的想法没有问题,因为这种中枢政治格局,产生了非常严重,负面,且长久的影响。

        不让牛仙客当宰相,是因为他不是“游戏规则”里面出来的人,这个口子不能开。张九龄心中的“游戏规则”,就是科举。

        同理,他反对张守珪由节度使入相,也是同样的道理,因为张守珪是边将入相(这可是唐朝前期的传统)。

        张九龄希望打造一个,由科举出身的人组成的,传统文人圈子构成的中枢群体,这个是他的理想。

        所以说哪怕牛仙客换成小方那种脑子,张九龄依然是要反对的。当然了,牛仙客要是科举出身后继续到河西干到节度使的话,他也可以被张九龄等人接纳。

        李隆基认为张九龄“结党”,还真没冤枉他。张九龄结的这个党,其野心(他自己可能没意识到)之大,几乎是跨越了数百年的文官政治格局演进。

        只看这点,李隆基没杀他,纯粹是因为目光短浅不是明主,当然,这也是张九龄的幸运吧。

        这就是大唐中枢的第二重矛盾:科举出身的官员,与门荫入仕等“杂流”官员(包含底层吏员出身及边将入相)之间泾渭分明的派系矛盾。

        假设一下,如果安禄山来长安当宰相了,他会不会反?答案是一定不会,虽然幽州集团里面一定会有接盘的人去谋反。

        张九龄压制边将入相,其实藩镇也迟早会反的。

        而且,这种矛盾并未因为安史之乱的发生而消失,反而体现在后面唐宪宗时期的“牛李党争”中,类似一地鸡毛的事情,便是这种斗争的延续。

        所以我这本书的标题是“盛唐挽歌”,因为盛唐的旧格局,真的没救了,从内到外都是矛盾丛生。

        我想把这本书写成开元末年以后到安史之乱这段时间的历史文标杆,对历史脉络的挖掘是很深入的。在这个前提下,尽量保证剧情的流畅性与爽度。

        然后哪怕十年后再回来看这本书,也依然觉得有可取之处,二刷三刷的时候不会觉得侮辱智商胡编乱造,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就变成了看一眼都会吐的辣鸡。

        这个是我的努力方向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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