地府包黑子

　　最后钟馗帮助李世民，推翻太子。在玄武门把太子一箭穿心。

　　如此一来，也算给二个结义兄弟报了仇。

　　钟馗之下，还站着四大阎君。

　　这四大阎君，专门辅佐秦广王处理日常事务。帮助秦广王打理幽冥地府。

　　四大阎君分别是包拯，寇准，韩擒虎，范仲淹。都是人界各朝代的名臣。他们负责审判阴间讼狱，裁断冤直。

　　包拯字希仁，是庐州合肥(今安徽合肥)人。最初考中进士，被授为大理评事，出任建昌县的知县。因为父母亲年纪都大了，包拯辞官不去赴任。得到监和州税的官职，父母又不想让他离开，包拯就辞去官职，回家赡养老人。几年之后，他的父母亲相继去世，包拯在双亲的墓旁筑起草庐，直到守丧期满，还是徘徊犹豫、不忍离去，同乡父老多次前来劝慰勉励。

　　过了很长时间，包拯才去接受调遣，管理天长县。有个盗贼割了别人家耕牛的舌头，牛主人来到(县衙)告状。包拯说：“(你)只管回家去，杀了牛卖了它。”不久又有一人来到(县衙)告别人私自宰杀耕牛，包拯说：“(你)为什么割了别人家耕牛的舌头，又来告他的状?”这个盗贼感到很震惊，也很服气。

　　包拯)转到端州当知府，升为殿中丞。端州出产砚台，此前的知府趁着进贡大都敛取是贡数几十倍的砚台，来赠送给当朝权贵。包拯命令制造的砚台仅仅满足贡数，当政满一年没拿一方砚台回家。

　　不久拜监察御史裹行，改监察御史。当时张尧佐除节度、宣徽雨使，右司谏张择行、唐介与包拯一起奏论此事，言辞很急切。又曾经建议说：“国家每年向契丹交纳财物，不是抵御戎人的计策，应该操练军队选择将领，致力于充实边境守备。”又请求重视门下封还驳正的制度，以及废黜贪官污吏不得做官，选择郡守县宰，推行考核试用补任恩荫子弟的方法。当时各道转运加按察使，他们上奏弹劾官吏大多指摘细小过失，注重苛刻严察相互标榜，官吏自觉不安，包拯因此请求免去按察使。

　　历任三司户部判官，出京任京东转运使，改尚书工部员外郎、直集贤院，调任陕西，又调任河北，入朝任三司户部副使。秦陇斜谷务所的造船木材，一概向百姓征收索取；又七个州交纳河桥竹索的赋税，一般有几十万，包拯都奏请加以废除。契丹在邻近边塞地区集结军队，边境州郡渐加戒备，命令包拯去河北调发军粮。包拯说：“漳河地区肥沃的土壤，百姓不能耕种，邢、沼、赵三州农田一万五千顷，一概用来牧马，请求把这些全都分给百姓。”听从他的意见。解州盐法规定使百姓困竭，包拯前去加以经营管理，请求一概与商贩流通交换。

　　除天章阁待制、知谏院。多次论述斥责权贵得宠大臣，请求免去一切由内廷施予的曲意恩赐。又依次递上唐魏郑公的三条奏疏，希望放在座位右侧，作为借鉴。又上言天子应当明于听取采纳，分辨朋党，爱惜人才，不坚持先入为主的说辞，一共七件事；请求废除苛刻不宽厚的做法，抑制侥幸投机得官，正刑法明禁令，戒除兴建劳作，禁丘妖言妄说。朝廷大多加以施行。

　　除龙图阁直学士、河北都转运使。曾经提议太平无事时把军队调到内地，没有答复。至此时，请求：“解除河北驻守军队，把他们分布在黄河以南的兖、郸、齐、濮、曹、济各郡，如果有紧急情况，没有误时的忧虑。如果说驻守军队不能立刻削减，请求训练民兵，稍加供给干粮，每年的费用，不到驻守军队一个月的开支，一个州的赋税，那么供给的人数就多了。”没有答复。调任知瀛州，各州用官府的钱做买卖，年累计亏负十多万，都上奏加以除去。因丧子请求任政务清简的郡职，知扬州，调任庐州，迁升刑部郎中。因担保推荐官员失误获罪，贬官授兵部员外郎、知池州。恢复官位，调任江宁府，召权知开封府，迁升右司郎中。

　　后来朝廷又召令包拯暂时代理开封府尹，升为右司郎中。包拯在朝廷为人刚强坚毅，贵戚宦官因此而大为收敛，听说的人都很害怕他。

　　人民把包拯比做黄河水清(一样极难发生的事情)。小孩和妇女，也知道他的名声，叫他“包待制”。京城里的人因此说：“(暗中行贿)疏不通关系(的人)，有阎罗王和包老头。”按旧规矩，凡是诉讼都不能直接到官署(递交状子)。包拯打开官署正门，使告状的人能够到跟前陈述是非，办事小吏因此不敢欺瞒。

　　朝中官员和势家望族私筑园林楼榭，侵占了惠民河，因而使河道堵塞不通，正逢京城发大水，包拯于是将那些园林楼榭全部毁掉。有人拿着地券虚报自己的田地数，包拯都严格地加以检验，上奏弹劾弄虚作假的人。

　　包拯执法之刚正不阿在其出知庐州时得到了充分的反映。庐州是包拯的家乡，任知州时，他的亲朋故旧多以为可得其庇护，干了不少仗势欺人，甚至扰乱官府的不法之事。包拯决心大义灭亲，以示警戒。

　　恰好当时恰有一从舅犯法，包拯不以近亲为忌，在公堂上将其依法责挞一顿，自此以后，亲旧皆屏息收敛，再不敢胡作非为。

　　权知开封府时，包拯整顿吏风，改革诉讼制度。开封府旧制，凡往告状者，必须先将状纸交给守门的府吏，再由府吏转呈，是否审理，何时审理，则由府吏通知。

　　由于诉讼者不能面见长官，府吏往往借此敲诈勒索，营私舞弊，而有冤屈者常因送不起钱财而告状无门。包拯革除此弊，大开正门，使告状者可直接至公堂见官纳状，自陈冤屈，于是审案也更能公正合理。

　　东京多皇亲国戚、达官显贵，素以难以治理著称，而包拯“立朝刚毅”，凡以私人关系请托者，一概拒绝，因而将东京治理得“令行禁止”。

　　也正因他执法严峻，不徇私情，“威名震动都下”，在他以天章阁待制职任知谏院时，弹劾权贵，“贵戚宦官为之敛手，闻者皆惮之”。

　　包拯的严于律己，廉洁著称也是十分突出的。二十三岁时，包拯受到出知庐州的刘筠嘉许，声名大盛，家乡有一豪富之家曾邀请他赴宴叙谈，一位李姓同学欣然欲往，而包拯却严肃地说：“彼富人也，吾徒异日或守乡郡，今妄与之交，岂不为他日累乎。”可见他为官前即确立了从政不徇私情的志向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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